那些年,让我们一起疯狂的摇滚乐

大一那年的秋天，我去看了一场校园摇滚音乐会。就在学校的食堂餐厅里，都是附近的地下乐队，我到的时候，看见几个留长发、打扮奇特的男生坐在台阶上抽烟、聊天，有个大个子裸露的手臂布满刺青。于是心里马上刺激兴奋起来。学生们把餐桌挪开，乐队就在简陋的舞台上唱，越往后，人越少，到后来，原本人头攒动的大厅只有零落的一小群人，却非常HIGH地开始POGO，尖叫、口哨、喧哗、骚动，仿佛一场最后的狂欢，人们必须义无反顾的表达出对摇滚的热爱，不羁沸腾的鲜血淋漓，抗拒与逃避的天生反骨。

那时我穿一件浅蓝色风衣，清汤挂面，很像一个平淡的乖女孩，在狂热的人群里我的拘谨腼腆反倒另类了起来。身边两三个男生微微惊讶的瞟我，目光仿佛掠过水面的蜻蜓。于是我知道，自己始终是无法融入的，好似在黑夜里坐过山车，尽管一路上惊心动魄、火光飞溅，少年意气汹涌澎湃，然而最后却只记得那片寥落的星空。生活在别处，生活在继续。生活继续在别处。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我在网上认识了西安的METAL，工作两年的汽车工程师，大学时代是某校园乐队的主唱。他和我讲学生时代的他留着长发，有一点愤青，很重的理想情怀，却因为做着自己喜爱的音乐而自得其乐。于是我想象他眼神锐利，喝很多酒，认识很多漂亮姑娘，交一大帮朋友。他发给我看他的照片，我只见到一个温和的平头男子，平淡的生活多少磨平了一些尖锐，使他呈现出一种模糊不清的矛盾状态，就像温吞的牛奶里沉着钉子。隐约透出雪亮的光。却是一直在思考生活的样子。

我告诉他我觉得他像年轻的李宗盛，他笑。断断续续的，他给我描述他当下的生活，他去不远的地方爬一座不高的山，他托搞音乐的朋友买了一把心爱的吉它，亮紫色的，他认识我当时喜欢的一个地下乐队，是迷幻惟美风的。我和他说我的不如意同迷惘，种种波折与变故，他听着，却无从安慰。每个人的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亦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释和担当。于是我们的谈话渐渐滞涩起来。再后来我们消解在各自的生活之中。正如行了一路的友人，有花有酒时当歌，分道而行亦随心，杳如黄鹤，云淡风轻。倒也自生欢喜。

大二那年的春天，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月的房子。离群索居的生活对我来说既是氧气也是毒药。我租的房子在一栋陈旧的灰色居民楼里，光线暗淡的三室一厅，大而空阔。有一盆枯萎的仙人掌。夜晚来临的时候，房间里凝固着滞重的黑暗。我只敢猫在自己的卧室里，紧紧的反锁房门。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春树的《北京娃娃》，没日没夜的阅读，她激情万丈的青春，摇滚乐，吸烟，写诗，溜达，发呆，无所事事，在充斥着荷尔蒙的空气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不知道春树想没想过，她那样叛逆而绚烂的青春期，让多少在黑夜里偷偷阅读的乖孩子瞪大了眼睛，仿佛哥伦布踏上了新大陆，又好似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了自己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龙卷风般惊心动魄，气势汹汹，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人生观从此颠覆。

大二那年的夏天，我和R在一起，有一天他突然问我，知不知道列侬的老婆是谁。迎着他狡黠闪烁的眼睛，我清晰地吐出“大野洋子”，于是他立马惊了，原本他笃定我是不知道的。我得意的笑，心中暗自庆幸就在前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列侬和他老婆那张举世闻名的黑白照。赤裸的列侬像只大鸟一样拥吻他黑发的日本老婆，一见难忘，我便深深记住了他的老婆，大野洋子。现在百个度，“大野洋子”词条下是这样解释的：

大野洋子，一个与约翰·列侬朝夕为伴的女子。1933年2月18日生于东京一传统日本家庭，14岁时全家迁居纽约。60年代初，她在文学、哲学和电影创作等方面就已才华横溢，是当时纽约前卫艺术舞台上的风云人物。70年出版了著名诗集《葡萄柚》（GRAPEFRUIT），同年执导电影《羽化登仙》（APOTHEOSIS）和《飞翔》（FLY），作为先锋派电影的代表作入选法国戛纳电影节参赛。她擅长于制造艺术事件，扰乱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对现有的世界观提出质疑。 

“我和大野洋子的关系就是一杯用爱情、性欲和忘却兑成的怪味鸡尾酒。”                                                                                                                                       ——约翰·列农